白岩松:你幸福吗?

  • 发布时间:09-22 17:12
  • 新闻来源:忻州广播电视网
  • 责任编辑:潘鹂

    1 ·从密云高速下来的路上,白岩松迷路了。

    相比郊区来说,白岩松对市区的路更熟悉。作为北京居民,他在这个城市已经居住了27年。1985年那个炎热的夏天,他从内蒙古海拉尔来到北京广播学院报到,成为新闻系的一名学生。

    但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白岩松担心,自己和已经在北京上大学的哥哥都离开了家,以后谁给母亲挑水吃?

    白岩松八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十岁的时候,爷爷又去世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哥哥和他。当时,白岩松母亲的工资才7块钱,得养活一家人。哥哥比白岩松大6岁。之前,家里都是哥哥去外面挑水,哥哥17岁的时候离开家,11岁的白岩松开始接过扁担,给家里挑水。

    多年以后,当白岩松站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台上回忆那段生活时,他说: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只是会感觉,那个时候的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但童年也有欢乐。“我的童年比我儿子有意思,我们跑步、藏猫、踢足球,自己做各种玩具,比如说自己做的那种能打出声的枪,爬树、挖地沟设陷阱,都干过。” 那时候他们家住在学校宿舍,都是一排排的平房,前后左右都是老师。但在那个贫富尚不悬殊的年代,人与人之间互相照料,邻里关系也特别好。“家家都没有好太多,谁也没比谁富到哪里去。只不过我父亲去世了,困难格外多一点。”

    两个月前,白岩松和母亲去秦皇岛看望一位老人。“她和我们以前住一个院里一套房子,是我妈妈的长辈,也是她的同事,我叫姥姥,她从小看我长大,我和我哥哥都在她家蹭过饭,现在已经一百岁了,她和我妈妈之间的感情非常深,所以我们去北戴河看她。”

    在外界的描述中,白岩松的这段往事显得异常悲凉,把他描绘成一个逆境中出生的苦孩子,志向远大。白岩松却不喜欢这样的描述:“我不喜欢把这种事情回忆成苦,因为我们那里都是这样的,东北压水,要带一壶开水过去浇井,得把井上面的冰给解冻了,才能把水给压出来。那时候,挑水的一路上都是小孩,我们也不知道苦,我觉得人活着要是有苦难的话,全都扔到童年去,好承受一些。”

    回忆起30年前的生活,白岩松的脸上没有愁苦。虽然没有父亲,但白家在当地是大家族,人多势众,没人敢欺负孤儿寡母。“我姥姥、舅舅、舅母,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这么一大家子在一起生活。另外我发现东北那种天比较阳性,包括它的冷也特别能够锻炼人。这样的经历把它当成财富,对任何东西会看到好的一面。”

    2 ·白岩松的银色帕萨特停下来,他把它泊在墙角。

    这是他的第三辆车。之前是富康和长春一汽的国产红旗。在青翠欲滴的郊野,远离了电视的白岩松提起了那些他没有接受过的采访,比如《知音》上出现过写他的童年、青年、爱情和婚姻的文章。“那些文章的作者都没有访过我,都是编剧,我看的时候都乐:哎哟,这是我,不会吧?我特别不喜欢被描述成苦情的励志青年。”回忆起整个大学时光,白岩松提及最多的是足球和输过的比赛。还有让他非常高兴的20块钱生活补助。在同班同学里,白岩松的家庭状况“不算境遇最惨,从经济条件来说居中,比我这个境遇更差的多了,比我好的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那时都是低层次平等,所以大学阶段我不自卑也没有心理问题,不会有那么多比较中的难过和冲突,幸福和不幸福。”

    在白岩松43岁的人生里,大学本科四年被他认为是最重要的经历。“从1985年到1989年,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来说,这4年太特别了,无数个第一次都在那时显现出来,比如说1986年有了崔健的第一场音乐会,琼瑶、金庸进大学校园,然后是麻将进校园,后来先锋诗、王朔也来了。“我经常说,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理想、道德、责任感等等,我们就赶上了那四年,它塑造了你,经历了那样四年的人,想轻松很难,想不关心社会,不关心国家,太难了。”

    和当时所有的大学毕业生一样,白岩松的工作也受到了社会的影响。本来他的工作单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那里实习的半年里,白岩松的诚恳和热情给指导老师和部门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就在他准备报到前,突然收到通知, 去北京郊区的周口店基层机关锻炼一年。

    白岩松在周口店乡政府度过了无所事事的一年。“那时我很沮丧,因为看不到希望。一年就看了两遍《红楼梦》,那是我识字以来看书最少的一年。我记得有一次地震,张家口地震,咣咣撞墙,一起的其他同学都跑了出去,喊我走,我应一声又睡着了。”一年之后,他回到了广电部,被重新分配到《中国广播报》。“我当时认为广播报是排节目表的,很沮丧很受打击。”去报到的第一天,白岩松到单位对面的南礼士路的兴达书店,买了一本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报纸编辑》。白岩松上广院读书时,没有学过报纸编辑。

    他很快成为那张报纸最勤奋的编辑、记者。除了写新闻,他也写诗写散文。“我来自内蒙古,一个外地人,没有亲人,也没有任何背景,只能靠自己努力工作。”当时,单位有个瘦瘦的同事叫崔永元,也喜欢舞文弄墨,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崔永元那时已经在偷偷摸摸地给中央电视台干活。后来,先离开报纸的崔永元向央视当时主政《东方时空》的时间推荐了白岩松。

    3 ·和别的央视主持人不同,白岩松没有助手,没有司机,一个人开车上路了。

    这么多年,他一直住得离中央电视台很近,以随时应对突发新闻,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演播室。白岩松去央视时,这个国家级电视台的影响力远远没有今天这样大。他从如日中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离职,去央视做临时工,很多同事认为他的选择不值得。最后他还是去了。

    “我离开电台的时候,我也不认为前途会怎么样。你现在看到了结局,现在的年轻人不过是看到了白岩松这个结果,可是你没有看到我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时候的环境,也是赌啊,生活中就是赌,下注。”那时的《东方时空》制作中心在中央电视台对面的一个居民区的大杂院里,他们的办公环境是一个大仓库,工作忙起来,很多时候回不了家,就在地板上铺被子,大伙儿全部打地铺。那时,他们只有一个想法,把自己的节目做好。

    “当时的同事,很多人都是北漂一族,舍弃了原来还算不错的工作,比如说像现在的周兵,在兰州电视台已经有两居室了,最后全扔掉了来北京漂。他也想不到我们后来的结果会这么美好。”从1993年参与创办《东方时空》开始,白岩松已经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18年。也就是在那个阶段,他和崔永元等一众同事大胆进行新闻探索与创新,在本来不被注意的早间时段,推出了《东方之子》、《东方时空》系列节目,以严谨敏锐的特色,创造出新的电视播出形式,赢得了观众们的支持和喜爱,也使得自己成为著名电视主持人。

    北京除了给他事业也让他收获了爱情。在《中国广播报》工作期间,他和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朱宏钧认识,相亲相爱。虽然住在租来的平房,但他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后来,又有了自己的孩子。

    从六里桥、永定路到广安门,白岩松围着央广和央视转。在他第8次搬家以后,单位给他分了套房子。那年他32岁,幸运地赶上了国家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在我租八次房子的过程当中,有次我从一个小区的一栋房子六楼搬到另外一栋六楼,我给搬家公司打电话,问他们能不能便宜一点。结果不仅没有便宜,反而要加钱。因为他们不看路程远近,只看楼层计算费用。我们俩打包,最后夫人累得急性肾炎犯了。”

    有过这些经历,白岩松倍加珍惜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成名走红后,和所有的央视主持人一样,他也收到了许多求爱信,甚至面临当众表白。但他一笑而过。“夫人是我买的原始股,认识我的时候,是我最悲惨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咱们就这样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如果再过50年,咱们在一起,就快成传奇了。”

    喜欢金庸武侠的妻子,特别迷恋《笑傲江湖》。给他们的儿子取名“清扬”。“我专门查过古语,清扬的意思是眉目爽朗,我希望孩子眉目爽朗,灿烂,没有任何压力。”白岩松仍然喜爱足球,尤其喜欢阿根廷球星巴蒂斯图塔,又想给儿子取名“巴蒂”。经过认真商量,“清扬”用作孩子的大名, “巴蒂”作为小名。

    白岩松和儿子清扬是兄弟,也是朋友。在他们的共同世界里,足球是很重要的东西。两人经常在家看球,球赛完了像哥们、兄弟一样交流。“我们就是很平等的交流,我不会去限制他看球,反而怂恿他去做很多没用的事情。”有次世界杯比赛期间,清扬想看比赛,白岩松半夜叫醒儿子看。清扬到班上一问,全班同学就他一个人看了比赛。这让他特别自豪,特别有成就感。

    “我儿子有很多东西比我牛,玩电脑特别厉害,前几天写了一篇作文,探讨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这么小的小孩,这么大的话题。我从来没有管过他,他自己会看韩寒,看鲁迅,一步一步,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让白岩松更自豪的,是清扬也是学校的足球队员,和他在球场上的位置不同:司职中卫,不是前锋。虽然玩得开心,但清扬的学习也没有拉下。孩子的学习是媳妇一手抓,白岩松只是偶尔提醒他注意学科平衡。

    但不管如何忙,白岩松都不会忘记家庭和生活。“我一直没有忽略过。我经常去国内外出差,看到风景,我一定会带夫人、孩子、老妈再去一次。我觉得只要家人不在一块,玩是没有价值的,对我来说是不开心的。”

    4 ·我们进入“名牌杂志2011华人精英会”论坛。白岩松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当他发现身旁坐着他认识的张鸣教授时,立马起身,握手致意。

    演讲完,白岩松的任务是拍摄大片。作为本期杂志的封面人物,他很配合摄影师的工作。休息室楼下,依照摄影师的要求,他在一楼的台阶处,靠着酒吧大橱窗。他一直不习惯相机镜头,好一阵子才让他放松下来,自然地斜靠着身体,脸上浮现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现今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老战友已经剩下不多了。白岩松仍然站在原处,坐在主播台上,像此时此刻,带给观众若有所思的节目。多年前,因为央视对《东方时空》的人事和节目进行大幅调整,时间辞职,出走央视。此后,一大批电视人随他而去,如方宏进、刘春等一批人都离开了新闻评论部。而白岩松却选择了留下。也有当年的老战友把留下的白岩松视为背叛者。白岩松回忆:“我很早就当着领导的面说过一句话:我忠诚的不是领导,我忠诚的是我喜欢的新闻事业。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城头变换大王旗,但事业是马拉松长跑,只有坚持才有可能,你一直努力去做,才有改变的可能性。”

    在中国,因为现实和各种限制,记者做久了,看着各种层出不穷的腐败、矿难、拆迁、医疗事故、灾难,目睹太多的不平和不公正,还有不断的新闻被禁发,难免会心理疲惫、沮丧甚至厌倦。这导致了很多记者的离开,也让中国新闻业的水准和质量一直在低水平线上徘徊。

    白岩松的坚持难道就没有动摇么?“可能因为我们全家都搞历史,我哥做考古,我爸妈教历史,这改变了我的一些思维方式。我相信很多年以后,后人评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历史记录的一定是个好时代。”这个回答让我意外。白岩松接着说:“你看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里,有无数的焦虑、不安全感和愤怒,很多人很沮丧、很焦虑,可是将来历史评估的时候会说这个时代好。我们现在留恋历史上的唐朝,还有所谓‘康乾盛世’,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在不停地抱怨各种不满意,感到忧心忡忡。”

    在摄影师的镜框里,白岩松身姿挺拔,眼神刚毅。“我们的沮丧来自于:我们总有一个终极理想,世界美好。我不信人类有终极理想实现的那一天,心肝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就是胃和肠子问题,再将来是前列腺问题,人类永无止歇,就这么向前走。我看懂了这一点,所以我没那么多沮丧。知识分子的义务就是忧心忡忡,他是啄木鸟,在哪一个时代里面都是如此。”

    虽然如此洒脱,白岩松背后也有各种烦恼。内蒙老家那边总是不断有人来找他,拖亲带友转弯抹角地找他,求办各种事情。他们总在电视上看到他,认为没有他办不了的事情。其实,他也有很多事情办不了。刚开始的时候,白岩松经常会因为事情不能解决而心怀愧疚,但事情多了,他也安慰自己,“我不想去做很多强扭的事情,一般我不愿意去求人,所以很多事都没法办。”

    他很满意自己的身体,还能踢球,也没有肚腩。“我觉得人的身体挺有趣,比如说血压有点高,你不用药品,用体育训练,正常的作息,也能够把它弄下去。”现在,除了踢球,他准备每天走一小时路。“我想看看我踢球能到多大岁数,虽然我膝盖的问题比过去大多了,但我还能够踢球,你要知道我身边多少人早就离开球场了。”

    5 ·该是晚餐时间了。白岩松没去给他安排的嘉宾上席,而是和我坐在一桌。为了赶时间,我给他要了一碗面条。

    他现在除了踢球、游泳和跑步,还去健身房练力量,练柔韧撑腿,他还经常提醒自己,管住自己的嘴巴,只吃八分饱,注意节食,保持身体健康。不上镜的时候,他会经常在家里焚香。在阳光下看书听音乐。“我过去对阳光没那么感触,从今年春天开始,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拉开窗帘,有阳光心情马上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岁数大的缘故,我不仅仅喜欢温暖,还喜欢它的明朗。听音乐有多大用吗?我就是看书时听,也不必听懂它是什么意思,有它在就行了,突然觉得这个声音真漂亮,真好,心能静下来,慢慢愉悦起来。”

    走在街上,他经常觉得现在的人走路太快,行色匆匆,顾不上眼观周围,更无暇欣赏路边的花开花落。这让他想起在国外的一次游历:一条高速公路旁的山谷,开满了花,路牌写着“慢点走, 好好欣赏这美吧!”“如果现在的中国人,在这种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中,能多做一些没用的事,慢下来,思考自己的人生和生活意义,中国就能稳下来。现在大家都要做有用的事,人那么多,资源那么少,那就相互竞争吧。”

    晚上还有《新闻1+1》的直播,白岩松第一个从颁奖嘉宾手中领了2011年度华人精英奖杯,便匆匆离席。一个半小时后,他准点出现在央视新闻频道的屏幕上。灯光打在他脸上,比现实中白了很多,完全看不出他的真实肤色—那种黝黑而自然的蒙古味道。虽然还坚持做节目,但白岩松已经在畅想退休后的生活。

    在最近的5个月里,白岩松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及他未来可能会回广院去开设一门功课:杂课。“我们的大学都缺杂课,这个社会太提倡大家去做有用的事情,然后把那些生命里很美好却没用的事情荒废了,比如说读书、听音乐、打牌、喝酒、发呆、晒太阳,甚至有的学生为了就业和工作,大一就实习,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北京广播学院已经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越来越专业并有派头。“现在的大学一讲新闻就是采访和编辑,我想讲一堂弗洛伊德,讲电影《第八日》,讲新闻背后的故事,认识人生、人性,流动的生活和变化中的世界,如果我们的新闻教育中有这些东西如影随形,我相信出来的新闻人会棒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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