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你幸福吗?

1 ·从密云高速下来的路上，白岩松迷路了。

相比郊区来说，白岩松对市区的路更熟悉。作为北京居民，他在这个城市已经居住了27年。1985年那个炎热的夏天，他从内蒙古海拉尔来到北京广播学院报到，成为新闻系的一名学生。

但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白岩松担心，自己和已经在北京上大学的哥哥都离开了家，以后谁给母亲挑水吃?

白岩松八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十岁的时候，爷爷又去世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哥哥和他。当时，白岩松母亲的工资才7块钱，得养活一家人。哥哥比白岩松大6岁。之前，家里都是哥哥去外面挑水，哥哥17岁的时候离开家，11岁的白岩松开始接过扁担，给家里挑水。

多年以后，当白岩松站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台上回忆那段生活时，他说：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只是会感觉，那个时候的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但童年也有欢乐。“我的童年比我儿子有意思，我们跑步、藏猫、踢足球，自己做各种玩具，比如说自己做的那种能打出声的枪，爬树、挖地沟设陷阱，都干过。” 那时候他们家住在学校宿舍，都是一排排的平房，前后左右都是老师。但在那个贫富尚不悬殊的年代，人与人之间互相照料，邻里关系也特别好。“家家都没有好太多，谁也没比谁富到哪里去。只不过我父亲去世了，困难格外多一点。”

两个月前，白岩松和母亲去秦皇岛看望一位老人。“她和我们以前住一个院里一套房子，是我妈妈的长辈，也是她的同事，我叫姥姥，她从小看我长大，我和我哥哥都在她家蹭过饭，现在已经一百岁了，她和我妈妈之间的感情非常深，所以我们去北戴河看她。”

在外界的描述中，白岩松的这段往事显得异常悲凉，把他描绘成一个逆境中出生的苦孩子，志向远大。白岩松却不喜欢这样的描述：“我不喜欢把这种事情回忆成苦，因为我们那里都是这样的，东北压水，要带一壶开水过去浇井，得把井上面的冰给解冻了，才能把水给压出来。那时候，挑水的一路上都是小孩，我们也不知道苦，我觉得人活着要是有苦难的话，全都扔到童年去，好承受一些。”

回忆起30年前的生活，白岩松的脸上没有愁苦。虽然没有父亲，但白家在当地是大家族，人多势众，没人敢欺负孤儿寡母。“我姥姥、舅舅、舅母，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这么一大家子在一起生活。另外我发现东北那种天比较阳性，包括它的冷也特别能够锻炼人。这样的经历把它当成财富，对任何东西会看到好的一面。”

2 ·白岩松的银色帕萨特停下来，他把它泊在墙角。

这是他的第三辆车。之前是富康和长春一汽的国产红旗。在青翠欲滴的郊野，远离了电视的白岩松提起了那些他没有接受过的采访，比如《知音》上出现过写他的童年、青年、爱情和婚姻的文章。“那些文章的作者都没有访过我，都是编剧，我看的时候都乐：哎哟，这是我，不会吧?我特别不喜欢被描述成苦情的励志青年。”回忆起整个大学时光，白岩松提及最多的是足球和输过的比赛。还有让他非常高兴的20块钱生活补助。在同班同学里，白岩松的家庭状况“不算境遇最惨，从经济条件来说居中，比我这个境遇更差的多了，比我好的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那时都是低层次平等，所以大学阶段我不自卑也没有心理问题，不会有那么多比较中的难过和冲突，幸福和不幸福。”

在白岩松43岁的人生里，大学本科四年被他认为是最重要的经历。“从1985年到1989年，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来说，这4年太特别了，无数个第一次都在那时显现出来，比如说1986年有了崔健的第一场音乐会，琼瑶、金庸进大学校园，然后是麻将进校园，后来先锋诗、王朔也来了。“我经常说，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理想、道德、责任感等等，我们就赶上了那四年，它塑造了你，经历了那样四年的人，想轻松很难，想不关心社会，不关心国家，太难了。”

和当时所有的大学毕业生一样，白岩松的工作也受到了社会的影响。本来他的工作单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那里实习的半年里，白岩松的诚恳和热情给指导老师和部门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就在他准备报到前，突然收到通知， 去北京郊区的周口店基层机关锻炼一年。

白岩松在周口店乡政府度过了无所事事的一年。“那时我很沮丧，因为看不到希望。一年就看了两遍《红楼梦》，那是我识字以来看书最少的一年。我记得有一次地震，张家口地震，咣咣撞墙，一起的其他同学都跑了出去，喊我走，我应一声又睡着了。”一年之后，他回到了广电部，被重新分配到《中国广播报》。“我当时认为广播报是排节目表的，很沮丧很受打击。”去报到的第一天，白岩松到单位对面的南礼士路的兴达书店，买了一本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报纸编辑》。白岩松上广院读书时，没有学过报纸编辑。

他很快成为那张报纸最勤奋的编辑、记者。除了写新闻，他也写诗写散文。“我来自内蒙古，一个外地人，没有亲人，也没有任何背景，只能靠自己努力工作。”当时，单位有个瘦瘦的同事叫崔永元，也喜欢舞文弄墨，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崔永元那时已经在偷偷摸摸地给中央电视台干活。后来，先离开报纸的崔永元向央视当时主政《东方时空》的时间推荐了白岩松。

3 ·和别的央视主持人不同，白岩松没有助手，没有司机，一个人开车上路了。

这么多年，他一直住得离中央电视台很近，以随时应对突发新闻，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演播室。白岩松去央视时，这个国家级电视台的影响力远远没有今天这样大。他从如日中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离职，去央视做临时工，很多同事认为他的选择不值得。最后他还是去了。

“我离开电台的时候，我也不认为前途会怎么样。你现在看到了结局，现在的年轻人不过是看到了白岩松这个结果，可是你没有看到我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时候的环境，也是赌啊，生活中就是赌，下注。”那时的《东方时空》制作中心在中央电视台对面的一个居民区的大杂院里，他们的办公环境是一个大仓库，工作忙起来，很多时候回不了家，就在地板上铺被子，大伙儿全部打地铺。那时，他们只有一个想法，把自己的节目做好。

“当时的同事，很多人都是北漂一族，舍弃了原来还算不错的工作，比如说像现在的周兵，在兰州电视台已经有两居室了，最后全扔掉了来北京漂。他也想不到我们后来的结果会这么美好。”从1993年参与创办《东方时空》开始，白岩松已经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18年。也就是在那个阶段，他和崔永元等一众同事大胆进行新闻探索与创新，在本来不被注意的早间时段，推出了《东方之子》、《东方时空》系列节目，以严谨敏锐的特色，创造出新的电视播出形式，赢得了观众们的支持和喜爱，也使得自己成为著名电视主持人。

北京除了给他事业也让他收获了爱情。在《中国广播报》工作期间，他和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朱宏钧认识，相亲相爱。虽然住在租来的平房，但他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后来，又有了自己的孩子。

从六里桥、永定路到广安门，白岩松围着央广和央视转。在他第8次搬家以后，单位给他分了套房子。那年他32岁，幸运地赶上了国家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在我租八次房子的过程当中，有次我从一个小区的一栋房子六楼搬到另外一栋六楼，我给搬家公司打电话，问他们能不能便宜一点。结果不仅没有便宜，反而要加钱。因为他们不看路程远近，只看楼层计算费用。我们俩打包，最后夫人累得急性肾炎犯了。”

有过这些经历，白岩松倍加珍惜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成名走红后，和所有的央视主持人一样，他也收到了许多求爱信，甚至面临当众表白。但他一笑而过。“夫人是我买的原始股，认识我的时候，是我最悲惨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咱们就这样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如果再过50年，咱们在一起，就快成传奇了。”

喜欢金庸武侠的妻子，特别迷恋《笑傲江湖》。给他们的儿子取名“清扬”。“我专门查过古语，清扬的意思是眉目爽朗，我希望孩子眉目爽朗，灿烂，没有任何压力。”白岩松仍然喜爱足球，尤其喜欢阿根廷球星巴蒂斯图塔，又想给儿子取名“巴蒂”。经过认真商量，“清扬”用作孩子的大名， “巴蒂”作为小名。

白岩松和儿子清扬是兄弟，也是朋友。在他们的共同世界里，足球是很重要的东西。两人经常在家看球，球赛完了像哥们、兄弟一样交流。“我们就是很平等的交流，我不会去限制他看球，反而怂恿他去做很多没用的事情。”有次世界杯比赛期间，清扬想看比赛，白岩松半夜叫醒儿子看。清扬到班上一问，全班同学就他一个人看了比赛。这让他特别自豪，特别有成就感。

“我儿子有很多东西比我牛，玩电脑特别厉害，前几天写了一篇作文，探讨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这么小的小孩，这么大的话题。我从来没有管过他，他自己会看韩寒，看鲁迅，一步一步，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让白岩松更自豪的，是清扬也是学校的足球队员，和他在球场上的位置不同：司职中卫，不是前锋。虽然玩得开心，但清扬的学习也没有拉下。孩子的学习是媳妇一手抓，白岩松只是偶尔提醒他注意学科平衡。

但不管如何忙，白岩松都不会忘记家庭和生活。“我一直没有忽略过。我经常去国内外出差，看到风景，我一定会带夫人、孩子、老妈再去一次。我觉得只要家人不在一块，玩是没有价值的，对我来说是不开心的。”

4 ·我们进入“名牌杂志2011华人精英会”论坛。白岩松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当他发现身旁坐着他认识的张鸣教授时，立马起身，握手致意。

演讲完，白岩松的任务是拍摄大片。作为本期杂志的封面人物，他很配合摄影师的工作。休息室楼下，依照摄影师的要求，他在一楼的台阶处，靠着酒吧大橱窗。他一直不习惯相机镜头，好一阵子才让他放松下来，自然地斜靠着身体，脸上浮现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现今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老战友已经剩下不多了。白岩松仍然站在原处，坐在主播台上，像此时此刻，带给观众若有所思的节目。多年前，因为央视对《东方时空》的人事和节目进行大幅调整，时间辞职，出走央视。此后，一大批电视人随他而去，如方宏进、刘春等一批人都离开了新闻评论部。而白岩松却选择了留下。也有当年的老战友把留下的白岩松视为背叛者。白岩松回忆：“我很早就当着领导的面说过一句话：我忠诚的不是领导，我忠诚的是我喜欢的新闻事业。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城头变换大王旗，但事业是马拉松长跑，只有坚持才有可能，你一直努力去做，才有改变的可能性。”

在中国，因为现实和各种限制，记者做久了，看着各种层出不穷的腐败、矿难、拆迁、医疗事故、灾难，目睹太多的不平和不公正，还有不断的新闻被禁发，难免会心理疲惫、沮丧甚至厌倦。这导致了很多记者的离开，也让中国新闻业的水准和质量一直在低水平线上徘徊。

白岩松的坚持难道就没有动摇么?“可能因为我们全家都搞历史，我哥做考古，我爸妈教历史，这改变了我的一些思维方式。我相信很多年以后，后人评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历史记录的一定是个好时代。”这个回答让我意外。白岩松接着说：“你看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里，有无数的焦虑、不安全感和愤怒，很多人很沮丧、很焦虑，可是将来历史评估的时候会说这个时代好。我们现在留恋历史上的唐朝，还有所谓‘康乾盛世’，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在不停地抱怨各种不满意，感到忧心忡忡。”

在摄影师的镜框里，白岩松身姿挺拔，眼神刚毅。“我们的沮丧来自于：我们总有一个终极理想，世界美好。我不信人类有终极理想实现的那一天，心肝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就是胃和肠子问题，再将来是前列腺问题，人类永无止歇，就这么向前走。我看懂了这一点，所以我没那么多沮丧。知识分子的义务就是忧心忡忡，他是啄木鸟，在哪一个时代里面都是如此。”

虽然如此洒脱，白岩松背后也有各种烦恼。内蒙老家那边总是不断有人来找他，拖亲带友转弯抹角地找他，求办各种事情。他们总在电视上看到他，认为没有他办不了的事情。其实，他也有很多事情办不了。刚开始的时候，白岩松经常会因为事情不能解决而心怀愧疚，但事情多了，他也安慰自己，“我不想去做很多强扭的事情，一般我不愿意去求人，所以很多事都没法办。”

他很满意自己的身体，还能踢球，也没有肚腩。“我觉得人的身体挺有趣，比如说血压有点高，你不用药品，用体育训练，正常的作息，也能够把它弄下去。”现在，除了踢球，他准备每天走一小时路。“我想看看我踢球能到多大岁数，虽然我膝盖的问题比过去大多了，但我还能够踢球，你要知道我身边多少人早就离开球场了。”

5 ·该是晚餐时间了。白岩松没去给他安排的嘉宾上席，而是和我坐在一桌。为了赶时间，我给他要了一碗面条。

他现在除了踢球、游泳和跑步，还去健身房练力量，练柔韧撑腿，他还经常提醒自己，管住自己的嘴巴，只吃八分饱，注意节食，保持身体健康。不上镜的时候，他会经常在家里焚香。在阳光下看书听音乐。“我过去对阳光没那么感触，从今年春天开始，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拉开窗帘，有阳光心情马上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岁数大的缘故，我不仅仅喜欢温暖，还喜欢它的明朗。听音乐有多大用吗?我就是看书时听，也不必听懂它是什么意思，有它在就行了，突然觉得这个声音真漂亮，真好，心能静下来，慢慢愉悦起来。”

走在街上，他经常觉得现在的人走路太快，行色匆匆，顾不上眼观周围，更无暇欣赏路边的花开花落。这让他想起在国外的一次游历：一条高速公路旁的山谷，开满了花，路牌写着“慢点走， 好好欣赏这美吧！”“如果现在的中国人，在这种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中，能多做一些没用的事，慢下来，思考自己的人生和生活意义，中国就能稳下来。现在大家都要做有用的事，人那么多，资源那么少，那就相互竞争吧。”

晚上还有《新闻1+1》的直播，白岩松第一个从颁奖嘉宾手中领了2011年度华人精英奖杯，便匆匆离席。一个半小时后，他准点出现在央视新闻频道的屏幕上。灯光打在他脸上，比现实中白了很多，完全看不出他的真实肤色—那种黝黑而自然的蒙古味道。虽然还坚持做节目，但白岩松已经在畅想退休后的生活。

在最近的5个月里，白岩松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及他未来可能会回广院去开设一门功课：杂课。“我们的大学都缺杂课，这个社会太提倡大家去做有用的事情，然后把那些生命里很美好却没用的事情荒废了，比如说读书、听音乐、打牌、喝酒、发呆、晒太阳，甚至有的学生为了就业和工作，大一就实习，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北京广播学院已经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越来越专业并有派头。“现在的大学一讲新闻就是采访和编辑，我想讲一堂弗洛伊德，讲电影《第八日》，讲新闻背后的故事，认识人生、人性，流动的生活和变化中的世界，如果我们的新闻教育中有这些东西如影随形，我相信出来的新闻人会棒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