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一）

随着新闻媒体事业的迅速发展，使得新闻类节目一直占领着电视屏幕上的重要位置。而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出现是我国电视新闻事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发展促使行业内分工进一步细化，同时日益复杂的新闻现场也迫使新闻节目主持人频频出镜采访，以满足电视受众更高层次的信息需求。

采访是新闻活动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新闻采访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闻报道的成败。惟其如此，新闻采访才成为业界和学界关注的对象。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出镜主持人有的直接面对镜头作报道，有的与采访对象面对面交谈提问，有的作为新闻事件的调查者深入现场……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应该说，电视新闻成功与否，与新闻节目主持人出镜现场采访、报道的表达水平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

现场报道是电视记者在新闻事件现场，面向摄像机（观众），以事件的目击者或参与者身份作口头报道。在电视新闻报道中，以直播形式播出的现场报道是最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报道形式之一。与其它报道形式相比，现场报道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场感，观众更能强烈地感受到“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它把电视媒介的新闻传播属性发挥的淋漓尽致，将媒介对事件的记录功能完全地展示出来，从而增强报道的真实性、可视性。

现场报道和现场采访在当今的电视新闻报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的电视媒体都特别注意发挥其作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更是把现场报道和现场采访推向一个顶峰，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改进，对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采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曾说：“采访中，我们的提问你无法删掉。”我认为，用这句话去理解现场报道中主持人提问的作用，真是入木三分。在采访中，要能做到“我的提问，你无法删掉。”确实是一件不易之事。这也足见提问技巧的重要，尤其是现场采访，提问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关系着采访的效果。

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做出的采访报道却是这样的：因时间紧急，提的问题不是太一般，就是太乏味，不精彩。结果，到了报道剪辑之中，往往就被删掉了，而近期在一些突发性事件中新闻节目主持人出境采访出现的采访败笔现象更加值得引人深思：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举世瞩目。地震灾区，随即成为媒体聚焦的目标。抗震抢险与新闻报道几乎同步进行，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直播”抗震抢险。在这场抗震救灾的战役中，新闻媒体功不可没。纵观汶川特大地震的新闻采访，无疑有诸多值得汲取的教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在一些突发性事件的现场报道中，新闻节目主持人应该体现出更高的“人文关怀”。

一、突发性事件的现场报道新闻节目主持人应该体现出更高的“人文关怀”

关于新闻采访，学界给出的定义五花八门。其中，美国学者肯·梅茨勒教授给出的定义颇具代表性：“代表背后的观众，双方以对话的形式来交换信息，以达到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达到的知晓程度。”

按照这个定义，记者与采访对象一问一答，是采访的基本形式。显然，这是就常态采访而言的。特殊情况，譬如特大灾难的采访，被采访对象生命极度虚弱、抢险人员非常忙碌、地震经历者“往事不堪回首”，不仅给记者的采访增加了难度，而且是对传统新闻采访定义的一大挑战。在肯·梅茨勒教授看来，信息的交换和流通才是采访的最终目的，记者不是简单的问话机器，而是在代表背后的读者和观众采集信息。在汶川特大地震的新闻采访过程中，有些采访方面的败笔，遭到舆论的批评。首先来看“越位式采访”：

（一）越位式采访

“越位”一词本是足球上的专业术语，后被借用到其它领域。本文作者认为，所谓越位式采访，系指记者的采访活动超出了新闻伦理的底线，记者以一种不恰当的角色，强行索取信息。

越位式采访现象，通常存在于在特大自然灾害的特殊环境下。特大的自然灾害之后，抗灾抢险重于一切。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抗灾抢险的时效，成为一对“冤家”。个别记者为完成报道任务，在采访时有所越位，其自己未必意识到这种采访的危害。惟其如此，越位式采访更应引起重视。且看两个地震新闻采访的例子。

有一个女孩儿刚刚从废墟里被救出来，说不出话来。医生说她有心力衰竭的迹象，需要马上急救。这个时候，某电视台的记者居然把话筒对着女孩儿反复问：“你现在有什么感想？”以人为本，其最精神内核是尊重生命。是被采访对象的生命重要，还是新闻信息的采集重要，与其说是媒体和记者的选择，不如说是受众的选择。“当采访工作与人的生命权发生冲突时，应放弃新闻工作者一贯坚持的‘新闻本位’的新闻价值观，这时新闻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应集中体现在对大众生命权的负责上。”同理，受众的知情权可以稍稍延后，而被抢救出来的女孩的生命安全，刻不容缓。记者的采访和医生的救治“争分夺秒”，所获取的新闻信息越多，对被采访对象的生命威胁越大。

CCTV记者许波在直播时进入手术室，采访采访即将要进行手术的已消毒完毕的医生，将其手术衣污染，医生怒不可遏，喊道：“你把我搞脏了！”许波依然不走，继续问医生已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好的病人的伤情如何……徐波代表的是亿万电视观众和电视直播的正常进行。站在记者的立场，其采访无疑非常敬业。怎奈这种采访的“成功”，牺牲的是手术医生的手术时间和病人的生命。这样的采访活动，已然越位太多。除此之外，越位式采访，还表现在对抢险的军人和志愿者的现场采访。有位被采访的军人大声说：“我不想说。”这个有声的抗议，无疑是对越位式采访的抗议。越位式采访，表面上看记者也是在代表其背后的受众提问，实质上是记者自私的表现。新闻采访，当坚持“有所抢，有所不抢”的原则。

（二）极限式采访

新闻采访是记者为收集新闻素材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工作，是了解新闻事实的重要手段之一。衡量一个记者的标准，首先看他（她）会不会采访。采访有度的要求。这个度，又是多维的，既包括记者提问的时间限度，也包括话题的范围限度，还包括被采访对象能够容忍的限度。适度的采访，采访与被采访者之间可以达到最佳的状态，进而取得较为理想的采访效果。超出这个度量的范畴，属于极限式采访，受伤害的往往是被采访者。

在大地震采访中，极限式采访的例子屡见不鲜。某电视台曾播出一则报道。记者问一个被压着的男子：“你是哪点遭压到了呢？”被压男子：“全身都遭压到了。”（只露出个头）记者：“那么，你现在还能呼吸不呢？”男子：“还能微弱呼吸，你快点喊人来救我嘛。”

记者希望被建筑物压住的幸存者提供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而被困者希望记者能够通知救援队尽快解救自己。当事记者的采访，是建立在被困者的险情尚未排除的情况下。再问被采访对象还能否呼吸，已经纯属多余。不停地和被采访对象交谈，记者耗费得起时间，被困者却实在不敢恋战。一句“你快点喊人来就我嘛”，显然是被采访者终止采访的“逐客令”，从一个侧面表明极限式采访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再看一个极限式采访的典型例子。

在水泥板下埋了72小时后的陈坚，身体已经严重虚弱。四川电视台某记者却不停地和他说话。为了配合直播，还拨通直播间的电话连线让陈坚说话。记者的现场煽情，使陈坚的情绪一直处于非常亢奋的状态。当他被救出时，体力已经消耗殆尽，最后离我们而去。

陈坚离开人世后，网上对采访他的记者批评很多。在记者看来，和陈坚聊天，鼓励他活下去，是在尽起码的人道主义义务。然而，因为记者缺乏医学常识，导致动机和效果无法统一。究其原因，在于当事记者为挖掘新闻，不惜耗费身体极度虚弱的被采访对象的有限的精力。最终，虽然记者和陈坚的对话被当作宝贵的视频资料广为传播，而受众分享这一信息的代价是陈坚的生命。超出生命极限的采访，显然是地震采访中最大的败笔。

极限式采访是新闻记者的禁区，不能涉足。这是因为，“人的一切权利，包括劳动权和休息权，均以生命权作为前提。生命的神圣性应当是全社会的共识，所有人都应当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请自我检查一下我们的报道，有没有对生命的轻视倾向，有没有对死亡的麻木？不论使用多么革命的语言、多么富于情感的语言来描写死亡，在和平时期，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理由凌驾于人的生命之上”。

（三）求真式采访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采访活动收集信息，同样以信息的真实性为前提。但信息的真实，需要记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伪存真，进行甄别，而不能苛求被采访对象说实话。

在特大灾害采访中，为了追求采访信息的“绝对真实”，记者刻意“求真”，可能显得相当残酷。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有禁忌。作为记者的提问，言语的得体与否，关系到采访的成败。

“求真式采访”，即是记者直接要求被采访者说如实以告。这种采访，流露出记者对被采访对象的不信任感，容易形成对方的逆反心理。如果被采访对象是受害者，再不依不饶，穷追不舍地追问，只能表明采访者的采访水准有待提升。四川台一位女记者采访一个男孩。当时，这个男孩的哥还被压在废墟里。她问男孩：“哥哥还会回来吗？”男孩回答道：“会回来。”记者继续追问：“说实话。”也许，除了这个出镜的记者，没人希望这个男孩回答自己的哥哥不会回来了。记者的“较真”，不仅违背了这个男孩正常意愿，同时也伤害了电视观众的感情。莫非，只有被采访者告诉记者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哥哥不会回来，让他再痛哭流涕、悲痛欲绝，才能达到当事记者采访的目的？

现实生活中，有时候，过于“求真”，近乎迂腐。记者的求真采访，也当避讳追求这种低级的“真实”。

成都电视台某记者到都江堰聚源中学采访收到保险公司3万元死亡赔款的家长们。该记者竟然问一位家长收到赔款时的心情如何，高兴不高兴？

此外，一位老太太家里的平房倒塌，收到保险公司500元赔款。那个记者又去问别人，这笔钱作用大不大。

地震给灾区人民造成的物质和精神的伤痛，是任何金钱都无法弥补的。保险公司及时赔付受灾者相应的损失，3万元的意外死亡赔偿金，对家破人亡的学生家长而言，是一种有限的补偿。试问，有哪个父母愿意以这笔钱换取自己孩子的性命？高兴之说，显然是记者臆测的“真实”心情。后一个例子，500元的财产损失赔偿金，和老太太家的平房倒塌相比，仍不成比例。这笔钱的作用肯定有，对修缮房屋，还是杯水车薪。记者的这种“求真式采访”，渴望被采访者满脸喜悦地告诉他们很高兴，可见是步入了误区，因为这种采访本身就已经陷入了一个“真实的误区”。

（四）逆向式采访

特大地震造成将近7万人死亡，近两万人失踪，许多人家破人亡，抱憾终身。精神方面的创伤，在很长时间里难以愈合。这对地震采访提出了更高要求，记者不能强迫被采访者回忆地震遇险期间的特殊经历。每一次回忆，对于包括采访者在内的人来说，是在欣赏一个惊险的故事，而对被采访者来说，则是一种痛苦的折磨。这种专揭伤疤的采访，需要被采访者按照逆时针方向去叙述悲剧发生瞬间的遭遇。这样的采访，可以称作“逆向式采访”。逆向式采访，同样是一种变相的噪音。

在地震中，女民警蒋敏失去了父母和女儿。在接受CCTV时，某记者问她在地震中是否失去了亲人？怎么能在痛失亲人的情况下，还在拼命工作？最后的问题竟然是：“你在救助这些灾民的时候，看到老人和小孩，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女儿？”女民警被问的离开帐篷，悲伤的话都讲不出，很快昏倒。

时光不能倒流，有些伤心的事，也不愿轻易回想，毕竟人更希望看到光明的未来，而不是生活在对往事的痛苦回忆之中。而采访蒋敏的那个记者，问蒋敏会不会触景生情，恰恰是以逆向的采访问题，勾起她对失去的亲人的联想。蒋敏的昏倒，给地震采访的逆向式采访亮起了红灯。但是，这类采访模式，并非孤例。

重庆卫视播出的《妈妈不哭》专题，主要是采访一些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和在地震中刚刚生下小孩的母亲。有位女记者去采访一位在地震中流产的高龄产妇。

记者：您在这次地震中失去了孩子吗？

产妇：是的。

记者：你想过为你的孩子取一个什么名字吗？

产妇：没有，我不想想这么多。

（画外声：因为是高龄产妇，她已经不能再生育了）  

记者：你老公是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

（画外声：流产的是男孩）

明明是希望妈妈不哭，该节目的实际效果则背离了专题名称，不把被采访对象问哭不会罢休。因为地震，导致孕妇流产。记者的采访，追问被采访对象是否给孩子起过名字，问她的丈夫喜欢男孩还是女孩。每一句提问，都迫使这位妇女回想起过去曾经的憧憬和幸福。显然，逆向式采访不适用于特大地震之类的灾害性采访。

（五） 装傻式采访

在采访教科书上，斯诺的“错问法”，堪称经典。在新闻采访实践中，有一种装傻式提问，为让被采访对象说出某句话，记者故意明知故问。这种采访方法，不能机械地套用。遗憾的是，这样的装傻式采访，在地震采访中，时有发生。

案例之一：来自重庆的一家4口人，开着车子赶赴灾区灾区群众送食物。途中，CCTV记者采访这家人。最后的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他们需要这些吃的吗？”重庆市民给问愣住了，隔了几秒钟才说：“需要！”

案例之二：有个记者问挖掘者：“你现在挖出一个人来了，是什么感受？”  

结果，那个人悲恸地说：“还是不要讲了，因为，因为……”（已经遇难）

记者到处问：“你是什么感受？”

地震刚发生的那几天，灾区最短缺的是食品和饮用水。给灾区送食物，可谓雪中送炭。记者问灾区需要这些吃的吗？这样的采访，是真傻还是装傻，不得而知，但让被采访者和观众大跌眼镜，却是无疑的。志愿者能救出活的被困者当然高兴狂喜，救出来却没能活的，肯定难受得要死。明明救人者已经无比内疚，而记者的装傻式采访，更刺痛了被采访对象的自尊心。装傻装错了场合，收到的采访效果大相径庭。

纵观汶川特大地震采访之“失”的根源，归根结底源于记者对（广播电视报道）同期声或（报纸报道）直接引语的误读。为了再现地震救灾现场的真实感，将新闻媒体追求的“用事实说话”，异化成用同期声和直接引语说话。为此，不惜违背新闻伦理，和救援者抢机会，逼被采访对象说话。采访中片面追求“有声语言”，希冀以此填充电视直播的时间，填补报纸的版面，却给整个救援添了乱，伤害了被困者的感情，乃至延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地震采访中的失误，有待进一步的总结并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