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研究报告：G20与“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全球

人民网北京7月5日电(记者 覃博雅)中国人民大学的重阳金融研究院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日前共同发布了《全球治理的十字路口：2017年G20研究报告》。报告称，“不确定”已成为 2017年的新常态，G20面临着治理体系、机制和功能等多方面的风险，因此，需要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从各方面推动其升级转型。

报告强调了“一带一路”与G20的契合点。“一带一路”倡议主张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与G20致力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努力“异曲同工”。

G20 的转折之年：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黑天鹅”事件频发，之后“不确定”成为2017 年的新常态，因此，肩负起为全球问题提供全球性解决方案的G20也进入关键的转折之年：一是作为整体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的关键之年，二是由危机应对到长期治理的加速转型之年，三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剧之年(尤指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四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面临“失序”和“碎片化”加剧之年，五是 G20 主题议题在延承性和聚焦度上面临着多元化的反思之年。在这样一个的关键节点上，G20 面临治理体系、机制和功能等多方面的风险。

报告指出，直到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首次将“发展”问题重点提出，之前在其它国家举办的G20峰会议程大多数是发达经济体关心的议题，对发展中经济体及新兴市场国家关心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等议题着墨甚少，发展中国家受惠有限。另一方面，当今全球治理中存在一大悖论——虽然各区域的国家与国家集团都在讨论全球治理话题，却缺乏一个高效的、能解决核心难题的全球治理体系。报告称，如果不能实现G7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有效治理合作，全球治理框架将面临分裂的危险。

报告称，G20正在发生两大转型：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这以2016年杭州G20峰会核准《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为标志；从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改革转型，某些时候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对G20共同议题提出反对，导致G20无法正常运作，对G20的长效体系运行造成了巨大阻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立场更是令多方忧虑。

报告指出，G20本应成为统合不同国家及国家间组织的利益诉求的最有效平台，但未能被充分地打造和利用，开发潜力极大。预计G20汉堡峰会在主题议题上的讨论更加具有包容性、多元化，同时会坚持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等议题。

G20汉堡峰会前瞻：需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待全球治理

报告指出，在G7“被撕裂”、全球治理需求下降等因素考验下，需要重新调整对汉堡峰会的预期，夯实“中国+”机制，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待全球治理。

报告预计汉堡峰会将更关注难民问题、反恐融资、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议题。美国或遭孤立“被拉黑”。不排除因美国在G7与北约峰会的姿态引发各传统盟友不满，加之其反全球化的孤立主义、霸权主义遭新兴市场国家的指责，出现美国遭到围攻和被孤立，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在G20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的情况。

报告建议，在“后G20杭州峰会时代”，中国应继续利用在“三驾马车”中的地位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影响，与东道主德国和继任国阿根廷确保G20机制的实效，为2018年之后G20仍延续“中国印记”做铺垫。

G20升级的中国元素：影响力转变为全球发展的“新动力”

在国际局势不稳定，主要发达国家政局动荡，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的背景下，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G20机制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角色，也成为整合G20资源、实现体制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

报告指出，相比于以G7为首的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具有更广阔的市场和众多劳动力资源，拥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表现越来越主动和积极。尤其是2016年杭州峰会之后，中国的影响力转变为全球发展的“新动力”，对世界中长期增长前景产生深远影响。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将从五个方面推进G20的转型升级：一是推进国际货币治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抵御风险能力；二是创新增长方式，重点推进改革创新，开辟和抓住新机遇，提升世界经济增长潜力；三是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四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开创全球化新境界；五是成为全球治理新时期的开拓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G20的未来之路：期望“一带一路”倡议能与其对接

2017年是当前世界所处的重要转折点，也是G20机制未来发展的重要节点。全球化是否能继续向前发展，各方拭目以待。

报告称，进入后G20时代，各成员国已从寻求危机应对机制转向寻求长期治理体系的方向，G20的“关键成员”也由主要发达国家逐步转变为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议题也趋向于从经济扩展到社会、环境以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多元议题。但是，G20机制面临着世界经济局势动荡、全球化退潮、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等危机，这对G20的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为此，应在如下方面增强G20的全球治理能力。

首先，构建“全球经济协调体系”。设计G20 整体性的增长战略框架，以实现G20整体政策效果正向外溢，促进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点涌现，使全球增长来自多领域协同发展，保证可持续性。

其次，打造G20版的“五年计划”。为实现“2018年前使G20整体GDP额外增长2% 以上”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需要建立一个被所有成员国认可的具体计划，使全球发展设立新目标和新框架，从而让国际社会从全新角度处理好可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经济增长的关系。

再次，倡导“最大公约数”原则成为G20基本规则。“最大公约数”原则的核心是倡导“在更高价值认同下互有协商与退让”，让各方都认识到在一些难题上，相互让出一定的空间，是解决争议必不可少的路径。各个大国目前发展经济仍然是主要目标，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时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责任，打击恐怖主义，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这些因素决定了各国之间需要G20这样的平台来展开合作。

最后，期望“一带一路”倡议能与G20对接。“一带一路”致力于推动各国加强对接发展战略和政策沟通，形成协调发展的合作，这与G20致力于推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一脉相承；“一带一路”提出加强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以此挖掘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调整，这与G20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增长的目标不谋而合；“一带一路”主张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这与G20致力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努力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