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医生崔湧：三度援藏 助力边疆提升磁共振诊疗水平

　　新华网北京8月23日电(袁馨晨)他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学影像科的科室带头人之一，发表的论文几年间被引用近200次而获得北医的论文引用奖；他是一名光荣的援藏干部，曾三次报名援藏、三次赴藏，目前正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开展为期一年的对口支援工作；他说，医学影像学是“医生的眼睛”，而医学影像科的工作更像是一场“持久战”……他就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学影像科的青年医生崔湧。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学影像科青年医生崔湧

　　发挥所学所长，帮助西藏地区患者“看清”病魔

　　7月底，崔湧前往西藏拉萨参与“医疗人才赴拉萨市人民医院短期业务指导”工作，并将在拉萨市人民医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对口援助工作，帮助该院医学影像科室更好地掌握核磁共振诊断技术。这已是崔湧继2016年7月、2017年6月两度赴藏后，第三次前往西藏。

　　为何对援藏情有独钟?崔湧说：“自2005年踏入北肿大门的那天起，在过去的12年间，北肿把我逐渐培养成为一名博士、海归、研究生导师、科室带头人之一……我一直期盼能以微薄之力回报北肿，用所学所知帮助更多偏远地区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因此当援藏任务到来时，报名赴藏是我责无旁贷的选择。”

　　根据先前的援藏经历，崔湧发现，拉萨市人员医院的影像科医生普遍缺乏运用核磁共振技术开展诊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如何做好培训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崔湧表示，一是要开展讲座，为当地医护人员进行西藏常见病、高发病的诊断串讲；二是要带着他们“边看病边学习”，通过一个个病例的积累，逐渐掌握读片、写报告的要领。

　　掌握核磁共振诊断技术为何如此重要?崔湧解释：“核磁共振的主要优势是对神经系统、骨关节系统、腹盆腔脏器等的疾病诊断更精细，信息更丰富，这种技术是影像检查中必不可缺的一个项目。此外，磁共振主要靠磁场成像，和CT相比，对于不能接受电离辐射的妇女、儿童、老人等，安全性更好。”

　　擦亮“医生之眼”，多学科治疗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从读博起，崔湧已和磁共振成像“结缘”，而今他们是相处十多年的“老友”，他也见证了北肿医学影像科从“幕后”逐渐走上“台前”的变化。“过去病人不管我们叫‘医生’，而是‘师傅’，经常有病人说，‘师傅，给我们拍个片子吧。’”崔湧笑道。事实上，医学影像学在诊断流程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经常被称作“医生的眼睛”。

　　“西医强调‘视触叩听’，中医强调‘望闻问切’，都是由表及里推测病情，要‘看透’病人，知道病人体内的肿瘤究竟‘藏’在哪儿，要靠医学影像。”崔湧表示，在诊治初期，医生通常要用医学影像来为疾病定位、定性，明确患者分期，制定治疗方案；在诊治过程中，还要通过定期随访、影像检查，不断判断患者的病情走向，改进治疗方案。

　　针对肿瘤这种重大复杂疾病，如何保障医学影像科能“无缝接入”疾病诊治全程?对此，崔湧介绍，北大肿瘤医院自2009年起积极参与实施多学科诊疗(MDT)，根据复杂病例的具体情况，有机整合相关科室的医生资源，包括外科、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影像科、超声科、核医学科等，通过组织规范的讨论、会诊，制定最适合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方案，让各科室都能为救治患者发挥更大的作用。截至目前，这种模式已经让很多肿瘤患者获益，有时甚至能让“不可能”变为“可能”。

　　崔湧回忆，大约2年前，医院收治了一名年轻的结肠癌肝转移患者，当时病人肝脏上的肿瘤数量比较多、体积也较大，病人、家属包括主治医生都不太相信还有治疗机会。在MDT各学科专家协作组的共同商讨下，找到了治疗方案，先用药物控制肿瘤，在影像学精确评估的帮助下，由外科医师彻底切除完全坏死的肿瘤。“当时，那名患者还在上大学，现在已是学成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崔湧说。

　　医学影像科的工作是场“持久战”

　　崔湧今年44岁，由于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如今已是发藏银丝、早早花眼了。他评价，医学影像科的工作是场“持久战”，每天光看片子就要花费好几个小时。“医学屏幕是高亮屏，对比度比普通屏幕还要强上数十倍，很伤眼睛。在我们科室，很多40多岁的人都开始花眼了。”崔湧说。因为长期久坐不动，他在去年体检时还查出了脂肪肝。今年年初，他下决心开始健身，每天坚持半小时跑步、游泳或练器械。如今，脂肪肝没有了，体能增加了，工作效率也有所提高。

　　“身为青年医生，我们正处于‘承上启下’的阶段，既要考虑个人职业发展，也想为学科发展做出贡献，又要承担社会责任，有所担当。”崔湧说，除了读片、出科室门诊、MDT会诊、带学生，他还和研究团队共同开展了基于核磁共振的组学研究，这也是国际上比较热门的一个研究方向。

　　“过去研究的是用什么照相、成像，能看得更清楚、更详细，但都是人来看。现在的研究方向是如何让机器学会看，把片子输入电脑里，用计算机算法提取图像特点，分析不同像素间的关联、比例、分布特点等，最终快速得出病理诊断。”崔湧表示，一旦计算机读片技术成熟后，以后也许就不用再找医生看片子，扫扫二维码，输入图像，稍等片刻，计算机就能自动得出结果，“病人也不用再担心年轻医生、基层医生经验欠缺，得了什么病、严不严重都可以通过大样本、大数据、人工智能来判断”。

　　每天高强度工作，再加上离开家援藏一年，崔湧感叹，选择做医生就选择了一种忙忙碌碌的工作状态，很感谢妻子和女儿一如既往的支持。“陪伴家人的方式有很多，一起聊天、看电视是一种，一起工作、学习也是一种。”崔湧说，下班后，家里经常出现的情景是他和妻子加班忙工作，孩子在一旁写作业，“父母对孩子的言传身教，除了日日陪伴，还应成为生活方式、工作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的榜样。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成为家里的正能量符号”。